1月8日晚，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的“曾韵与北京交响乐团音乐会”还有一个引人瞩目的标题——“追风少年”，由此体现出这场音乐会对圆号演奏新秀曾韵的重视，也不可避免地将听众的注意力聚焦于这位刚满22岁的青年音乐才俊。
音乐会的开场曲是斯特拉文斯基的《三乐章交响曲》。这首作品难得听到，对于我而言，此前从未听到过它在北京的音乐舞台上奏响。作品的技术难度和风格，决定了它对乐团、指挥和听众都构成一定程度的挑战。指挥家李飚以清晰的思路引领乐团在斯特拉文斯基的复调织体中“披荆斩棘”，奏出既凸显出强烈的现代感又具有民族风范的声音。关于第一乐章所表现的内涵，斯特拉文斯基曾在访谈中谈到，他在创作时受到中国古代战争“火攻”战术的启发。当然，正如太多标题与非标题音乐一样，作曲家的奇思妙想，即使确实是他们的灵感来源或创作初衷，要让听众在不知情的前提下听出来是不可能的，而优秀的演奏所具有的意义是在音乐的清晰准确呈现中让音乐自己言说，“其义自见”。
抱着圆号登场的曾韵看起来相当成熟稳重，而他高大挺拔的身材也让人感到他有足够的体力和肺活量胜任圆号这件被认为最难驾驭的乐器之一。而一旦曾韵开始吹奏，带给听者的是远非“胜任”的惊喜。他的技术之准确，控制之自如，音色之圆润，都堪称高水准。事实上，就笔者在音乐会上听理查·施特劳斯《降E大调第一圆号协奏曲》的经历而言，来自欧洲的名家，虽然在业界享有知名度，但由于已不在艺术全盛期，带给听众的是几乎不忍卒听的失误连连的演奏。当理查·施特劳斯于至年间创作他的《降E大调第一圆号协奏曲》（作品11号）时，年仅18岁。虽然理查·施特劳斯没有学习过圆号演奏，但他敢于为圆号写下需要很高技巧的既高亢响亮又抒情诗意的音乐，为何？因为他在创作时脑海里有一位伟大的圆号演奏家——他的父亲弗朗茨·施特劳斯，当时欧洲技巧最精湛的圆号演奏家之一。曾韵在演奏所有的强奏音时所体现的力量，他的那种接近一代圆号名家赫尔曼·鲍曼的辉煌音色和巨大音量，都是难得听到的。曾韵的才华和实力在这一晚演奏的任何一个乐章中，都得到印证，包括在行板乐章打动心扉的优美歌唱。
李飚与曾韵的合作是激情四射、火花璀璨的音乐碰撞。这种高水准的音乐碰撞在音乐会下半场的柴科夫斯基《第五交响曲》中仍然继续。曾韵由上半场的独奏身份变身为北京交响乐团的客座首席，为乐团的圆号声部以至整个乐团的音色带来明显变化，而李飚对柴科夫斯基音乐的深入理解和阐释也让笔者真实、真切地感受到了一个乐团开始脱胎换骨时所焕发出的力量和所具有的振奋感！柴科夫斯基的《第五交响曲》有着难以描述的壮丽感，尤其是灿烂的第四乐章，李飚指挥艺术之成熟与高超的一个鲜明标志就在于他并未像很多演奏那样一味通过强调力度来表现壮丽境界。他指挥下的《第五交响曲》，包括最后的尾声，是以力度和色彩的变化与对比，呈现出清新感人的壮丽画卷。长笛首席尼古拉和单簧管演奏家李可思两位外籍演奏家的木管乐器组，以他们倾情投入的演奏赋予第四乐章中柴科夫斯基写给木管乐器的那些湍急音流一种浩荡气象。
李飚在这场音乐会上成功做到了让乐章之间经常难以避免的掌声一次未出现，尤其是“柴五”第四乐章尾声之前，那个对于不熟悉作品的听众来说像极了全曲结束的时刻，竟然也没有响起致命的稀稀落落的鼓掌。这再次证明，掌声还是可以由指挥家“压制”下去的。相对于有的指挥在乐章间听到掌声时以极不耐烦的手势加以制止的不友好表示，最令人庆幸的，当然是当晚这样，掌声只在合适的时刻才会响起。
王纪宴/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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