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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闵行浦锦街道，夏日炎炎，夜幕低垂，广场舞队伍登场。
坐拥两大广场舞热门场所，不止一支队伍在此同台竞技。但两边氛围截然不同——在北边，广场舞随音乐渐起，但分贝仪上的音量基本保持在65分贝以下；在南边，广场舞和交谊舞两队人马音浪一波高过一波，分贝仪“请注意音量”的提示音被淹没在嘈杂的音乐声中。
这是不久前上海本地媒体刻画的反差一幕。截然相反的效果，让寄希望于分贝仪管理广场舞噪音落于尴尬境地，也再度印证了此前有关城市噪音治理难以落实、缺乏强制力的讨论。
转机正在显现。
8月1日起，噪声污染防治法草案开始公开征求意见。这是对年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时隔0多年的修订。
草案规定，“在街道、广场、公园等公共场所组织或者开展娱乐、健身等活动，如果不遵守区域、时段、控制噪声等规定，对周边生活环境造成干扰，经劝阻、调解不改正的，可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的罚款。”
草案还提出，各级政府实行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和考核评价制度时，应当将噪声污染防治目标完成情况纳入考核评价的内容。在此之前，“加强环境噪声污染治理”内容首次纳入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
根据生态环境部制定的《声环境质量标准》（GB-），属于1类声环境功能区的居民住宅等区域，夜间环境噪声限值应为45分贝——该音量大约仅相当于冰箱嗡嗡声。
广场舞的高音喇叭或许终将“闭麦”，但仍然值得追问的是，生活在当下的“噪声时代”，是否只能靠一禁了之？
分贝测试仪的“天罗地网”
城市“制噪”的声量依旧不低。
根据生态环境部发布的《01中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报告》（下称《报告》），在全国直辖市、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中，昼间噪声达标率最低的三市为大连、西宁和合肥，其中大连达标率不足80%；而面对标准更为苛刻的夜间标准，西安、大连、郑州三市达标率最低，西安该数值甚至尚不足40%。
图片来源：《01中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报告》
生活噪声是城市噪声的主要来源。据《报告》统计，在对上述城市声环境功能区的监测中，生活噪声影响占昼间噪声影响的比例高达65.4%，远超占比19.7%、居于第二的交通噪声。
图片来源：《01中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报告》
即便如此，从整体上看，降噪已成为全国城市的共同趋势。去年，直辖市、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昼间总点次达标率为9.8%，夜间为7.6%。与去年同期的88.4%和60.0%相比，呈现出明显好转之势。
更深层的变化潜藏在城市行动中。
去年，湖北、成都、长沙、济南等多个省市出台新一份有关噪声污染防治的文件，多地探索将噪声防治纳入政府考核评价体系当中。而截至去年底，包括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广州、成都、深圳、杭州、武汉、沈阳、南昌、苏州、秦皇岛等城市更试点绘制噪声地图，以探索噪声污染的精准综合治理方案。
另一个直接的表现是声音监测设备的快速增多。
据《报告》统计，去年，全国声环境质量自动监测站点和其他噪声自动监测设备数量已达到个，而年报告统计的全国噪声自动监测站点仅个。除建筑施工作为重点噪声源被城市纳入监测外，越来越多的省市加大对声环境功能区的监测，设置的监测站点和设备数量也以98个仅次于施工噪声源监测。
媒体公开报道透露了部分监测设备的位置。
除广场舞泛滥的居住区空地外，另一个最常被提到的地点就是公园。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年初，被当地人戏称为“全球最吵公园”的成都人民公园开始推行分贝测试管理制度，通过分贝仪监测、并辅以“人管人”的管理方式，将公园娱乐队伍的声音限定在80分贝以下。
在分贝测试仪的“天罗地网”下，城市噪音已无从隐匿。更有城市直接在公共场所设置包含环境音量分贝值的显示屏——其中，云南以块屏居于第一，紧随其后的四川和广西分别共设置6和61块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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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声的政治经济学
在城市不断推进噪声治理同时，市民对“安静”的诉求从未间断。有统计显示，在环保热线举报平台中，噪声投诉长期居高不下，位居各污染要素第二位，仅次于大气污染。
需求和管理之间的差距在哪？
曾有人总结，噪声污染“久病难愈”，存在取证、执法、处罚等多重难题。特别是社会生活噪声，不仅污染具有瞬时性、局部性和分散性特征，难以锁定源头，而且治理主体多而杂，分工不明确，在“谁都能管，但谁都管不好”的情况下，不少噪声问题都只能走向不了了之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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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最新草案，将围绕强化规划源头防控、明确相关部门监管职责、准确界定防治对象、完善主要噪声源管理措施、强化违法处罚等方面展开，正是从管理机制层面，堵住过去有法难为的“漏洞”。
不过，更难弥合的是不同群体在噪声认定上的认知差距。
如今的“噪声”概念并非古已有之。在《噪音的历史》一书中，英国学者迈克·戈德史密斯（MikeGoldsmith）认为，将噪声视为“不需要的声音”这一现代概念，几乎是与城市的诞生同时出现的。
天津理工大学汉语言文化学院张杰研究发现，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人们一度“把噪声当作国民经济复苏的标志而加以歌颂”。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国内才扩大噪音调查和测量的城市和地区范围。
如果重新审视作为社会建构的噪声，就能发现其背后所暗藏的政治经济学。
加列特·基泽尔（GarretKeizer）在《噪音书》中指出，“噪音就是权力”。他提到，“在莎士比亚戏剧中，皇家人士登台，导演会提示高音双簧管演奏，这是一种声音嘹亮的喇叭；在古老中国的法庭上，判决也总是伴随着锣声”——对于一部分人而言的噪声，对于另一些人却具有重要价值。
而到安静权愈加重要的现在，这种权力关系更渗透到噪声的方方面面。最基础的问题诸如：噪声应该由谁来认定？标准在哪？无一不代表了不同人群不同利益之间的博弈。
也因为此，在有关广场舞噪声的报道中，通常能看到一些不一样的声音：比如在噪声标准面前，广场舞者担心“音乐效果不尽如人意”；更有甚者视分贝仪为无物，将震耳欲聋的音乐声作为捍卫跳舞权利的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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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一点出发，对于城市管理者而言，所谓的“噪声”也不应被简单视为被“消除”的对象。更重要的是，不同群体的不同需求，能否尽可能得到公平的体现和满足。
打造另一种城市景观
一种全新的潮流正在浮出水面。
不久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声音艺术家殷漪曾提到一个细节：不同城市对人行道提示音设计了不同的变化。
在中国香港，提示音会根据环境声高低自动调整音量；在日本东京，十字路口不同方向提示音不同，对视障人士更友好；而在上海，同样的效果由聚声装置实现——只有在特定的范围内才能听到提示音。
在他看来，这说明，上海已经有了声音管理的意识。
作为国内城市管理的佼佼者，上海在声音管理上的尝试还不止于此。在地铁站台上，几乎全封闭的隔音屏大大减少了地铁通过时的噪声影响；而作为全国最早在城市高架路上使用声屏障的城市之一，上海也更早将道路沿线居民的噪声困扰纳入城市治理范畴。
通过规划和设计手段，让不同声音精准触达不同群体，这恰好符合城市声音景观打造的思路。
“声景”（soundscape）概念最初源于音乐和声学生态学领域。0世纪70年代，加拿大作曲家雷蒙德·默里·谢弗将世界比作一种乐器或一首曲目，并提出“世界之律调”一说，以推动实现声环境的和谐状态。如今，这一理论愈加广泛地用于景观设计与规划、噪声管理等诸多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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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城市层面来看，声景是大量声音的集合体，也是代表城市特色的一种独特景观。
一个常被引用的例子是英国谢菲尔德火车站站前广场的喷泉。名为“锋刃”的不锈钢雕上形成水瀑，钢雕两侧分别产生了噪声屏障和水声发生器的效果，使得行人能够体验到截然不同的两种声音——换句话说，钢雕为满足两种不同声音喜好的人群带来了可能。
噪声是可以“设计”的。就如广场舞与居住区的矛盾一定程度上源于规划不足，通过对声音的再规划，同样可以实现补足短板的可能。
一种方式是运用定向声技术，将广场舞的声音锁定在一定区域内。在上海闵行区一个社区内，这种智慧播放器能将声音传播范围控制在正前方30度夹角内，不仅不会让紧邻的分贝仪数值升高，而且0米开外，能做到几乎听不到广场舞的声音，大大弱化了不同人群之间的争议。
英国必维国际检验集团高级工程师蒿奕颖等人研究指出，景观设计师还可以通过设计手段避免噪声问题或改善噪声空间。例如，打造高频鸣声鸟类栖息地诱导鸟鸣，将人的注意力转移到更悦耳的声音上；精心设计水景，使水声成为噪声的有力遮蔽器。同时，水景的视觉设计还能实现视听交互，有助于城市声景品质提高。
与此类似，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殷漪曾介绍他在上海的一个投入使用的项目——在上海新天地附近，某品牌曾用一个临时的透明空间举办阅读活动。面对隔音的需求，殷漪设计了一个海边声音的场景，通过给声音做加法，在“降噪”同时，还增加了更多阅读体验。
“以噪制噪”背后，噪音已经成为一种专门的记忆符号。在专业ASMR（Autonomoussensorymeridianresponse）平台上，城市的噪音甚至成为伴人入眠的工具。
精准地为需要的人戴上“降噪耳机”，这将是城市噪音的新解题思路。
每日经济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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