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多芬的精神与当代生活
——纪念德国作曲家路德维希凡贝多芬
诞辰周年
?刘小龙
年是德国作曲家路德维希凡贝多芬周年诞辰，也是世界各国隆重纪念这位音乐巨擘的重要年份。然而，由于年初以来新型冠状病毒在世界范围内的大规模爆发，许多计划内的音乐演出和交流活动不得不延后或取消，贝多芬的声音被人们的不安、焦虑和无奈所掩盖，甚至对音乐艺术活动的重启都变成了暂时的奢望。然而，重温贝多芬的艺术生涯和他的音乐作品对于遭受苦难的人们却可能产生意想不到的精神鼓舞和支撑。这似乎可以印证贝多芬的音乐在过去二百年中传播的某种规律。它们总是在安逸祥和的社会环境中被平庸遮蔽，而在人类面临的艰危时刻成为文化焦点。今年，我们虽然无法以隆重的形式纪念这位作曲家，但是贝多芬和他的音乐蕴含的精神力量却更应该在大众心中获得位置，并被重新点燃。让我们暂时收起“贝多芬已经作古了”的成见和不屑，重新审视这位文化巨擎是否还能对当代生活产生影响，并对他的精神价值做出新的评价。
布上油画《贝多芬》
约瑟夫卡尔斯蒂勒绘制（年）
一、活力与个性
如果从贝多芬的音乐作品中找出一个最为显著的现代特征，那就是充盈其中的旺盛活力。年，傅雷在他的《贝多芬的作品及其精神》一文中开篇提到的就是“贝多芬与力”。[1]作者笔下的“力”涵盖内容很广，从作曲家音乐与生活中展现的活力直到驱动社会发展的精神力量。笔者认为，贝多芬的音乐活力首先表现为作品中刻意、执拗的陡然转折。它反映在包括节奏、和声、旋律、音域、力度、织体等各个层面，其核心目的就是塑造强烈的情感变化，打破古典音乐的音响风格。不仅如此，贝多芬还对音乐活力的发展布局精细谋算，从最初的微小细节一路扩展到宏大篇章。他对奏鸣曲式，乃至器乐套曲的结构革新，也总是以力的展示与塑造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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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多芬《F小调第23号钢琴奏鸣曲》（Op.57）第一乐章
《f小调钢琴奏鸣曲》（Op.57,-06年）的第一乐章以微弱力度（pianissimo）潜入，由上下斗折的主和弦琶音作为主题。第四小节的半音模进增加了引子的蜷伏感，并在针对主题后部的重复中增加悬念。第十三小节处猛然闯入的三个双音同急速下冲的音流将此前隐秘的压抑一刀斩断，却又在第三小节的属和弦上瞬间收缩。当主题以左右手交错的柱式和弦拔地而起，整个乐章攒聚的力量才第一次全面显现。然而，它又在陡然的强弱对比中反复，最终化为由单音重复构成的连接段。在呈示部的结束段里，作曲家对“sfp”力度标记的使用打破了小节内的节拍律动。它同快速的八度震荡音型配合引发的驱迫感，成为贝多芬不规则律动处理的典型。应该说，第一乐章呈示部为整个乐章奠定了频繁突发的力量转折。它所展现的生机活力成为日后被冠以“热情”（appassionata）标题的理由，也是贝多芬创作盛年的音乐标志。
贝多芬《C小调第8号钢琴奏鸣曲》（Op.13）第一乐章
贝多芬早期创作的《c小调钢琴奏鸣曲》（Op.13，年）在钢琴领域首次展现了作曲家成熟的音乐力量。第一乐章的“庄板”（Grave）引子，以强力的主和弦带来瞬间的威压和创痛。此后陡然变弱的和弦级进则在一小节内同前者合成一个充满张力的对比单元。这个单元在第二小节通过模进予以复制，又在此后的三个小节进行扩展。引子后部积累形成的力度顶点与最后倾泻而下的半音音阶，同样构成一个与初始小节相似的对比单元。整个引子由此展现出作曲家由小到大、层递扩充的发展策略，而其中的核心因素恰是一个从凝聚到释放（或消解）的力量变化过程。当第一乐章的快板部分以惊人的速度狂飙突进时，我们瞬间意识到初始小节包含的力量关系被再次放大，化为引子与快板彼此相系的内在逻辑。这或许能够进一步解释贝多芬在乐章发展部之前和尾声阶段两次插入引子片段的原因：除了满足情感表现之外，还在乐章内部增添了力量张弛和更为复杂的平衡关系。该曲在一定程度上预示了贝多芬中期交响曲的发展策略。管弦乐队集合的力量变得更为强大，使它终能表现人类的楷模、命运和理想。
音乐活力成为贝多芬展现个性的起点。他是古典主义时期少数自觉追求个性独立的音乐家。这使得他在趋于保守的维也纳社会环境中显得风格前卫、桀骜不驯。尽管维也纳宫廷和贵族对法国革命多有忌惮，贝多芬却在年欲将自己的《降E大调交响曲》献给法国第一执政官拿破仑波拿巴。然而，年11月拿破仑加冕称帝的消息却引起贝多芬的愤怒。他将拿破仑的行径视为背叛，并将他斥为新的暴君。年，作曲家为这部交响曲添加了新的注解，“英雄的交响曲为隆重纪念一位伟人而作”。[2]《英雄交响曲》是首部以抽象人物和精神为题材的交响乐作品，也是贝多芬步入创作鼎盛阶段，确立独立艺术风格的重要标志。作曲家在创作后期将第二乐章更改为一首“葬礼进行曲”，推动了交响套曲乐章布局逻辑的实质性变革。从奋斗到牺牲，再到死而复生后取得胜利，成为贝多芬中期最具代表性的音乐发展线索，塑造出一位个性鲜明、经历非凡的精神楷模。对于个性表达的不懈追求使他完成了超越时代的音乐创新和风格跨越，由此展现出极具现代意识的艺术活力和思想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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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多芬《降E大调第三交响曲“英雄”》（Op.55）第一乐章
《英雄交响曲》第一乐章开端的齐奏和弦发出的两声巨响，宣誓了交响艺术的革命时代扑面而来。不再有漫长的引子，不再追求单纯而欢畅的审美，代之而起的则是高贵英武的形象和激昂澎湃的潮流。贝多芬进一步强化了音乐动机对乐章主题构建和发展的基础作用，并将乐章篇幅和乐队规模予以扩充。整部作品因其显著的个性投入而变得音响宏阔，思想深刻。尽管作曲家最初有意将此曲献给拿破仑，可全曲的表现内容却绝非个体人物，更无歌功颂德。事实上，作曲家早在年前后就已创作出乐曲终曲乐章的主题，并将其首先应用于管弦乐编制的风俗性对舞（Contratanze,WoO14）。年，他将这个欢悦的舞曲主题用于芭蕾舞配乐《普罗米修斯》（Op.43）的结尾部分，借以表现普罗米修斯同拥有智慧的人类代表翩翩起舞。年夏天，作曲家又以这个主题为基础创作完成了《降E大调钢琴变奏曲》（Op.35）。该曲成为《“英雄”交响曲》第四乐章的直接模板。后者同样采用变奏曲式，并将“低音主题”和舞曲主题作为变奏基础。贝多芬对这个舞曲主题的青睐令人窥见他心中的“英雄”同神话与现实的双重联系，并且意识到这部交响曲树立的抽象形象同古典传统的一脉性。作曲家对古希腊神话、莎士比亚戏剧，以及普鲁塔克《列王传》[3]的阅读，使他将“英雄”理解为通过行使奇迹而为他人牺牲奉献的悲剧人物。[4]
当代人崇尚活力和个性，这正好同贝多芬透过音乐表现的精神力量和独立品格相符合。他对活力表达的前瞻性使其经常不为同代所识，却以机械运动和人性力量的综合呈现，预示了20世纪以来现代社会的基本动能。一方面，当代人可以轻易从贝多芬的音乐中寻得大工业时代司空见惯的音响景观。另一方面，他的作品更为人们提供一种奋发前行的精神动力，以便同外界的嘈杂与狂暴相抗衡。这正是贝多芬音乐活力的可贵之处，在展示人类不利境遇的同时给予一种正能量的补充和希望。在即将到来的人工智能时代，人类不可控制的力量将变得更加强大且具威胁性，而贝多芬作品彰显的人性活力却能助人抵制外部的倾轧和驱迫，使独立个性得以保存。
《“悲怆”钢琴奏鸣曲》(Op.13)刘小龙绘制水彩
ｘmm（年）
二、继承与创新
一直以来，专业人士和爱好者们对于贝多芬在古典音乐领域的开创性贡献如数家珍。这使得人们不约而同地忽略了贝多芬在艺术成长初期面对的严峻形势和挑战。年11月，贝多芬在波恩选侯的支持下来到帝国首都，成为海顿的正式门徒。尽管贝多芬的键盘即兴演奏技艺每每令观众痴迷和震惊，而他在作曲方面脱颖而出则全由严格而艰苦的学习促成。贝多芬是一位心智聪明而富有策略的学习者。他一方面直面维也纳大师云集、强手如林的严峻局面，另一方面却稳下心神有步骤地开始对自己从未涉猎或根基浅薄的作曲技术展开学习。贝多芬对自己的创作能力拥有信心，也拥有宝贵的自知之明。他并不盲目介入艰深的音乐体裁，而是在严谨的学习布局中步步为营。面对莫扎特和海顿业已取得辉煌成就的创作领域——弦乐四重奏和交响曲，贝多芬显得格外谨慎和冷静。他深知这些体裁对于一位企图开创独立事业的作曲家的诱惑和挑战，并时时提醒自己在涉足这些领域前必须做好充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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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0月，贝多芬在起草三首钢琴四重奏（WoO36）的一个6/8拍片段时写下，“这个段落完全从莫扎特的C大调交响曲中窃取而来，来自六—八拍的行板”在此之后，他又在草稿页下方写下另一个相似段落，注明“贝多芬自己的版本。”[5]这则简短记录反映出贝多芬日常的抄写训练和创作模仿，让我们窥见作曲家如何掌握前辈音乐的风格传统。值得注意的是，贝多芬的早期创作首先是围绕自身最为熟悉的键盘乐展开，从钢琴独奏到小型室内乐，作品布局也完全依照传统形式。尽管贝多芬在早期作品中迅速展现出独立语言和创作才华，可他却从未盲目介入更为艰深的音乐体裁。
年，贝多芬开始谱写他的第一套弦乐四重奏（Op.18）。这套包括六首乐曲的曲集，成为其音乐创作迈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从六首作品的宏观结构来看，他们基本遵循了四乐章奏鸣套曲的标准模式，并将第三乐章设置为谐谑曲或快速的小步舞曲。贝多芬希望在弦乐四重奏领域建立起个人与音乐的紧密联系，为传统的古典音乐程式注入明确的精神内涵。与弦乐四重奏相比，贝多芬在交响曲创作方面显得更为谨慎。早在年，他就为一首“C大调交响曲”起草了一些片段。[6]后来，这部作品被搁置到年才修订完成，并于次年4月正式公演。该曲严格采用四个乐章的古典交响套曲结构，在音乐风格上直接受到海顿12首“伦敦交响曲”（-年）的影响。[7]完成于年的《D大调第二交响曲》（Op.36）则在各个方面超越前者。作曲家不但将第三乐章明示为“谐谑曲”，还以第二发展部的形式扩充并夯实终曲乐章。年，贝多芬对小提琴家温泽尔克伦普霍尔茨说，“我对自己迄今创作的作品都不满意。从现在起，我将致力于开启一个新的途径。”[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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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多芬《F大调第1号弦乐四重奏》（Op.18）第一乐章
贝多芬的弦乐四重奏（Op.18）最为突出的曲例当属《F大调弦乐四重奏》（Op.18No.1）。这首作品的第一乐章以富有弹性的主题旋律开场，并由各种变化形式支起整个结构框架。贝多芬的动机式音乐发展手法跃然纸上，成为构筑四重奏的基础素材与核心线索。作曲家在第二乐章的草稿页上留下“他来到墓穴”“绝望”“他自杀了”和“最后的叹息”等只言片语，并透过旁人佐证指明这个乐章同莎士比亚戏剧《罗密欧与朱丽叶》“墓穴场景”的联系。[9]贝多芬将对戏剧的内心体验融入这个奏鸣曲式乐章的主题塑造和发展之中，为听众开辟文学联想的空间。《降B大调弦乐四重奏》（Op.18No.6）作为整套作品的最后一首，以标题为“忧伤”（LaMalinconia）的第四乐章作为核心。开端阴暗的柔板段落（1-44小节）或许透露出耳聋带来的痛苦，而其后带有遒劲的舞曲律动的快板段则扫荡感伤情调，直到接近尾声才令柔板片段回归（-小节、-小节）。年7月1日，作曲家在致信好友卡尔阿曼达（KarlAmenda）时欣然写道，“我现在已经知道如何创作四重奏了。”[10]
贝多芬《C大调第一交响曲》（Op.21)第一乐章
贝多芬《C大调第一交响曲》（第一乐章开端12小节的柔板引子展现出某种探问的神情和古典式的优雅与雍容。快板部分的第一主题以C大调的主三和弦作为基础。尽管附点节奏给旋律带来一定遒劲感，可整体依然显得拘谨。此后的上二度模进加深了这样印象，直到33小节处才变得舒展开来。以属调（G大调）呈现的第二主题由木管主导，短小流畅的旋律片段带有莫扎特的风格特点。乐章发展部以中规中矩地方式对第一主题进行拆分组合，通过转调达到发展串联的效果，随后迅速导向再现部。整个乐章不见其他体裁中已然具备的强烈性格，音乐语汇依旧蜷缩在古典传统之内。《C大调第一交响曲》（Op.21,年）的最大亮点表现在第三乐章。作曲家对这个小步舞曲乐章的处理超越同代和前辈，在速度和强度上表现出“谐谑曲”特征。终曲乐章依旧是古典风格常见的堂皇与欢悦，令赫克托柏辽兹在日后的评论中发出“贝多芬不在其中”的慨叹。[11]
贝多芬的“新途径”很快在他的三首钢琴奏鸣曲（Op.31）和《英雄交响曲》中获得证明。乐曲中呈现出的各种创新特征令同代人目不暇给，难以企及。与此同时，作曲家开始采用更为规范的草稿本体制支持并维护日趋复杂的创作活动。这种体制的核心在于用草稿本有序记录乐思并作进一步的发展尝试。早在年，贝多芬就有意识地将自己的草稿页打包保存。年前后，他开始利用装订好的草稿本记录下一段时期几乎所有的创作构思。它不仅成为作曲家创作过程的重要依据，而且便于对“历史乐思”进行查找。从那时起，贝多芬的音乐构思几乎被全部收入草稿本和草稿页中，并将这种创作体制保持到人生终点。贝多芬的草稿本和草稿散页是重要的贝多芬研究文献。年贝多芬去世后，这些经年保存的创作草稿被作为遗物拍卖，并经过诸多藏家之手辗转流入欧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图书馆、博物馆、大学和研究中心。[12]这些草稿的主体部分自19世纪中叶以来成为学术界解读贝多芬创作过程的基础文献。贝多芬对个人草稿页和草稿本的有意识保存主要出于创作目的，因为作曲家深知艺术灵感转瞬即逝，需要及时记录下来。另一方面，贝多芬对草稿的重视还反映出他对个人创作过程和历史的深度关切。它指明作曲家一项极为重要的创作原则，即从历史中获取实现自我超越的方法与新意。如果我们将贝多芬对个人创作记录的回顾同他对古典器乐传统的继承合并看待，就能理解他所创作的重要作品为何总是兼具历史与创新的综合特征。因为，贝多芬早年经历的作曲训练使他深明传统的价值，并对其怀有崇敬之情。他于是更加懂得创新之难，有效避免被盲目无知和自我膨胀所左右。我们从他的九部交响曲中能够轻易找到各种技术和思想创新之处。然而，这些作品的主题与乐章布局却从未远离古典传统，而各种创作细节亦同前辈作品一脉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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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多芬《D小调第九交响曲“合唱”》（Op.）第四乐章
贝多芬的《d小调第九交响曲》（Op.）依旧采用四乐章模式，并在赋格段写作、中古调式运用和变奏技术上展现出更为紧密的历史传承。贝多芬将席勒诗作引入终曲乐章的举措一贯被视为交响曲领域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创新之举。然而，他所采用的管弦乐队、四重唱与合唱队三者联合的表演模式恰同海顿最具代表性的弥撒曲如出一辙，也是其自身圣乐作品的标准配置。[13]“欢乐颂”中蕴含的宗教情怀和仪式感被合唱音乐所唤起，而这一切正源于沿袭千年的基督教圣乐传统。
年前后，贝多芬将更多精力投入到对文艺复兴和巴罗克时期的音乐理论与作品的研读中，具体包括乔塞福扎利诺（GioseffoZarlino）、亨利希格拉瑞安（HeinrichGlarean）的理论著作，以及帕列斯特里那、威廉伯德（WilliamByrd）、乔治穆法特（GeorgMuffat）、安东尼奥卡尔达拉（AntonioCaldara）、巴赫、亨德尔和莫扎特等人的作品。[14]他将部分文字和乐谱进行摘抄，并将取自其中的创作手法和观念应用于包括《第九交响曲》《庄严弥撒》、晚期钢琴奏鸣曲和弦乐四重奏中。值得注意的是，贝多芬对弥撒礼仪、中古调式、器乐赋格与合唱写作的重视，恰是当时音乐时尚普遍忽略和抛弃的“陈规老套”。然而，作曲家却秉持个人信仰和理性态度同时代疏离，将创新目标指向遥不可及的未来。
我们应该纠正多年以来对贝多芬的一大误解，即总是将他对古典音乐的继承与创新割裂看待，并对后者片面强调。事实上，贝多芬是西方音乐史上将继承与创新高度融合的杰出个体，也是助人重新框定艺术创新标准的重要参照。抚今追昔，贝多芬更像是音乐传统的捍卫者，而他的艺术创新恰如古典沃土滋养的林木，将历史的荣耀焕发于伟岸繁茂的新枝之上。今天，人们受科学主义的激励在各个领域追求创新，而对历史传统产生本能的排斥和回避。毕竟，“日新月异”对疾速发展的当代社会的形容显得格外准确。人们奔波于自识的新途上，却很可能跌入封闭的历史循环浑然不觉。从贝多芬的创作历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历史成就对于个体创造的强大支撑。它使创新实践变得更加敏锐、深邃，也使植根传统的艺术成果具备更加长久的生命力。
《“黎明”钢琴奏鸣曲》（Op.53）刘小龙绘制水彩
ｘmm（年）
三、抗争与忍耐
贝多芬一生对外部压力的敏感或许源自儿时父亲约翰对他的管教。另一方面，母亲玛格达蕾娜的早逝引发的家道崩落，亦强化了少年贝多芬的防卫意识和自尊心。他较早体会到生存的艰辛，更加对个人盈亏、社会交际和现实政治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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