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姆·舍里弗
诺姆·舍里弗（NoamSheriff）是以色列音乐历史上极其重要的开拓者，以至于以色列第一任总理大卫·本·古里安敬称他为“布洛赫先生”，他相信这是可以代表所有犹太人作曲家的名字。
诺姆在年8月去世，享年83岁。以色列爱乐乐团上演的首位本土作曲家作品就出自他笔下，他的作品也在萨尔茨堡音乐节备受好评，他所创造的艺术风格具备自然的以色列色彩，又没有任何来自民族主义、社会现实主义或者政治因素的影响。他影响了这个国家音乐领域的方方面面，他的去世是令人难以承受的悲痛消息。
诺姆是来自俄国的拓荒者的后代，父亲做砖匠谋生，他从来自慕尼黑的难民保罗·本·海姆那里学得了一技之长，这个人就像欣德米特那样严厉，但他对中东民族歌曲深有兴趣。在20世纪50年代，诺姆去了柏林，成为了作曲家鲍里斯·布拉赫（BorisBlacher）的座上宾，并培训他成为了一位受人尊敬的德国艺术家。诺姆能够说流利的德语，但从未觉得自己属于那里，他回到了基石初建的家乡，寻求以音乐为生的生活。这向来并不容易，仅仅靠作曲无法维持生计。
他是一位有天赋的指挥——一开始他指挥一个军乐团，随后他在里雄莱锡安创立了一支以色列人的交响乐团。我曾经听说过乐手们有一次在中场休息时问他加演演什么，他眨了眨眼说：“我们为你带来安宁”，这是他在门德尔松的“宗教改革”交响曲这部虔诚的基督教音乐作品的最后乐章中发现的一段以色列曲调。他对欧洲音乐了如指掌，而他最高兴的时刻就是坐在钢琴前展示他发现的作曲家的“指纹”，那个能够体现作曲家独特的音乐DNA的和弦。
他的好奇心无穷无尽。在希伯来大学他跟随哲学家马丁·布伯、哥舒姆·舒勒姆以及叶沙亚胡·雷伯维兹学习。他也像年轻时的勋伯格那样，培养了对绘画的热情。他是一个乐意为每个人腾出时间的人，无论是造访他家的莱奥纳德·伯恩斯坦，还是杂货店的巴勒斯坦送货小男孩。
作为一个本能的分析者，他能够在格什温的作品中发现《圣经》的比喻，在以色列流行歌曲中找到无调性元素（包括他自己写的一些歌）。整整两代以色列作曲家都饱受他的教诲，他的妻子艾拉也是其中之一，她的富有突破性的歌剧《平庸的爱》，关于汉娜·阿伦特和马丁·海德格尔之间的事件，今年早些时候在德国首演。诺姆本人创作的关于大屠杀和年西班牙驱逐犹太人的清唱剧的首演由多明戈领衔，如今已经在世界各地演出。他为犹太人的克莱兹默单簧管创作的协奏曲风趣好笑，而且他一直致力于开拓新事物，他的大门永远向所有人敞开。
在听到他去世的消息后，一位神经心理学家告诉我，当她与一名患有脑瘫但渴望演奏乐器的男孩一起工作时，她在电话簿中找到了诺姆的名字并打电话给他寻求建议。“诺姆不仅跟我谈了很长时间，还邀请这个男孩去他家里做客，这样他就可以知道他能怎样帮忙！当这个男孩离开我这里时已经脱胎换骨，而我仍然被这位名人面对一个无名少年和音乐时展现的纯粹的善良与慷慨的尊重所震撼。”
诺姆·舍里弗堪称作曲家的典范——不仅是一个在纸上写下音符并在舞台上追逐成功的人，而是一个社会精神之心，他或者她接触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声音，并将这种声音的美妙传播开来，从而实现更大的美好。他曾经告诉我，作曲家不应该期望靠音乐谋生、为每一笔佣金而战、尽可能地努力推销。作曲家应该等待音乐的到来，其余的事情属于听众。
与此同时，他（或她）应该在与每个人的相遇中丰富自我，无论是与小学生还是和专业指挥，无论是诗人或者是水管工。我告诉诺姆，内森·米尔斯坦在战前的每年夏天，都会花六个星期住在卢塞恩湖边，和拉赫玛尼诺夫为邻。“在那些日子里，”米尔斯坦告诉我，“你可以和作曲家谈论任何事情，从语言学到鳞翅目蝴蝶。人们期待作曲家能够让自己了解整个世界。”
“这就像马勒，”诺姆说，“交响曲就像是世界——它必须包罗一切。”
那种旧日的美好理想如今几已不存，诺姆可能是最后一个坚持这种想法的人。但是，在一个以谷歌排名来判断成功程度，按粉丝数量来衡量艺术品质的世界中，在这些原则永远消失之前，值得再次重温它们。我知道，只要诺姆打电话给我，就会有一个能够让我绞尽脑汁的问题。有多少艺术家能够做到这个程度？
我们已经做了四分之一世纪的朋友，是那种即使一年没说话，也能相互接上话茬的朋友。我曾经跟他提起过一个想法，想在以色列设立一个崭新类型的音乐学院。他第二天打“总理喜欢这个主意。”这就是诺姆：他谁都认识。几天之内，我们在信封背面写下了计划并估计了预算。但是那个周末，伊扎克·拉宾遇刺，我们的学院也就此落空。我们都没有再次提起它（直到现在）。如今我来分享诺姆对此的态度：如果有意义，它就会产生。如果没有，珍惜梦想，继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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