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许莹玲单读
最近，同事刚刚见证了一场线上婚礼。河北疫情大面积爆发，婚礼也是“罪魁祸首”之一，于是，将婚礼转为线上，变成了一个无奈的选择。疫情改变了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婚礼和葬礼这样充满仪式感的场合。在今天的文章《双凤》中，我们将读到一场通过Zoom举行的葬礼。
作者许莹玲的鬼马气质，在她写一篇有关隔离生活的文章时也没有减弱。或许熟悉《单读》澳大利亚文学专栏的读者，还能想起她笔下那些古灵精怪的奇异故事。在《双凤》中，通过她个人的隔离生活观察，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澳大利亚疫情的切片：海滩上无视封锁禁令的游客、被迫离开的外国学生和工人们、华人受到的不善意的对待……
双凤
撰文许莹玲（JulieKoh）
编辑罗伯特斯金纳（RobertSkinner）
译者余烈
当新冠肺炎抵达澳大利亚时，我们刚刚从最严重的山火“黑色夏天”中走出来。圣诞节前夕，一位朋友从洛杉矶来到悉尼。他邀请我去城里的一家中国餐馆吃饭。当我从公交车站走到餐馆时，狂风大作，吹弯了树枝。灰尘和烟雾在我周围盘旋。戴着墨镜，我在黑夜中奋力前行。回到家中，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我的妆容粘上了黑色灰点。
除夕夜，我和我的朋友去其他朋友的家里一起看烟花。我们意识到当山火肆虐时观看烟花是多么讽刺。我洛杉矶的朋友在Instagram上发布了一张我们的照片，标题是：“我们来了”。我转发了这张照片。“进入天启。”我补充道。
许莹玲（JulieKoh），出生于悉尼，父母是马来西亚华裔。毕业于悉尼大学政治与法律专业，毕业几年后专职写作。出版有短篇小说集《资本失格》（CapitalMisfits）与《轻小奇妙事》（PortableCuriosities）。许莹玲也是新加坡独立书店BooksActually年度文学选集《BooksActually的黄金标准》的编辑、讽刺歌剧《主厨争夺战》（ChopChef）的剧本作者，以及实验文学团体袋鼠乌力波（Kanganoulipo）的创始人之一。
澳大利亚在中国新年期间报告了首例新冠病毒病例——经由广东飞抵墨尔本的一名武汉男子。
这个夏天，我一个人搬进了一套公寓。这是一次尝试性的搬家，所以我把大部分东西都留在了父母家里。我随身只带了基本的必需品。和我一起写歌剧的作曲人来我的公寓看望我。在客厅里，我有一把绿色的塑料折叠椅，旁边是一个旧三脚架上的廉价投影仪。它们都面对着一堵白色的墙。卧室里，我在地板上放了两张薄薄的床垫。我的作曲人开玩笑说，它看起来像一个连环杀手的家。
《单读》主编吴琦2月初飞往悉尼。我本来定好要和他一起参加一个午餐会议。就在全面禁止中国游客进入的禁令实施之前，他勉强挤了进来，但现在他被要求在酒店房间里自我隔离14天。他缩短了行程，飞了出去。大约在同一时间，名澳大利亚人，包括华裔，被安排从武汉撤离，飞往圣诞岛接受为期两周的隔离。近来该岛被用于离岸拘留寻求庇护的人员。对撤离到该岛这一举措的批评言论认为，相比之下，那些从美国和欧洲回来的人被隔离在五星级酒店里。
我收听了《纽约时报》一名报道卫生健康与流行病的记者的一集播客，他就如何应对疫情给出了一些点子。他建议在家里备好一个月的食物，并储备必要的药品。我着手准备这些。3月初，我所在的城市出现了肥皂和洗手液短缺的情况。澳大利亚各地的人们都在清空超市货架上的意大利面、罐装食品、瓶装水和卫生纸。因为厕纸而发生的肢体冲突成为头条新闻。一个澳大利亚家庭在网上下单后发现，他们不小心买了够用十二年的卫生纸。
人们清空了超市货架上的卫生纸
我开始戴口罩，最初那是买来过滤山火烟雾用的。我去了郊区的一家超市，我和我的马来西亚华裔父母在那片郊区生活了三十六年。（我父母双方的家庭都来自福建。）在超市，一名白人妇女看到了我，立即用围巾遮住了鼻子和嘴。在其他超市，白人开始在过道里挤撞我，也不道歉。
公众开始避开中国的餐馆和杂货店，尽管亚裔澳大利亚籍的朋友们指出，他们觉得在亚洲人开的杂货店感觉更安心，因为那里的每个人都已经在保持社交距离并佩戴口罩。据报道，有人冲着亚裔澳大利亚人吐口水、咳嗽，并将他们称为“冠状病毒”。
4月中旬，两名墨尔本大学的本科生——一名新加坡人，一名马来西亚人——在墨尔本CBD遭到袭击。在视频画面的显要位置，其中一人的头部被反复击打，踢踹，头发被拖拽。行凶者告诉他们“滚出我们的国家”。7月下旬发布的“新冠种族歧视事件报告”的作者披露，他们已收到超过份与新冠相关的种族歧视事件报告。
在家里，我在走廊上设立了一个隔离区，用来存放食品和其他用品。我在地板上用胶带粘上一条绿线以区分清洁与否。
3月早些时候，我开始干咳。澳大利亚政府还没有发起新冠的公共教育活动，所以我参照了其他英语国家的防疫指南来了解如何应对这种咳嗽。有一次，我观看了鲍里斯约翰逊（BorisJohnson）的现场新闻发布会，他在会上建议咳嗽的人在家待7天。我打算按照这个建议去做，但第二天就发现他对付新冠病毒的总体方法是胡扯。我开始自我隔离，做好了居家时长远超一周的打算。
最终我意识到，可能是我公寓里一处时常发生的小小的煤气泄漏引发了我的咳嗽。我不能让水管工来处理，以防我感染他。我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才找到正确的解决方案：一家专门制造天然气设备的企业给我做了一个天然气卡销的插头，然后把它插了起来。煤气味和咳嗽消失了。
意大利进入封锁状态几天后，一位作家朋友在墨尔本做了心脏手术。他们让他一直保持清醒。局部麻醉不起作用。第二天，医院，在Nando’s吃了一个汉堡。有人向他咳嗽。
作家们在推特上讨论莎士比亚是如何在瘟疫期间写出《李尔王》的，所以我怀着伟大的计划开始写我的小说。我也想读书。我身边只有几本书，所以我订了一堆厚重的经典，包括《卡拉马佐夫兄弟》和《战争与和平》。我最终没读它们，而是选择了在线电影。我看了年改编自E.M.福斯特同名小说的电影《天使不敢涉足的地方》。电影中，鲁伯特格雷夫斯前往托斯卡纳劝说海伦米伦回到英国。影片中，社交距离的缺少让我很紧张。当鲁伯特看到海伦时，他对她说的第一件事是：“对不起，我想洗手。”至少这一点我是赞成的。
《天使不敢涉足的地方》
我与另一位作家罗伯特通了电话。罗伯特为那些离开城市等待疫情爆发的人们提供住所。他们住的地方是一座大厦。他有两个壁炉可供选择。他一直在读《白鲸记》。我们俩谁都没写完任何东西。他给我寄来了八首著名诗人的诗，每首诗都折三折并编号，这样我可以在八天内每天早上打开一篇。
我担心我年迈的父亲。他还在出门上班，即使这份工作应该允许他在家工作。而我，在过去的九年里，一直都是在家工作。我的老板打电话来，预测在接下来的六个月里我们都不会有任何客户。他把订阅的《纽约客》的登录信息发给我，说欢迎我使用。
我没有电视，看不到新闻。每当我见到父母，他们就把他们的旧报纸给我。在疫情期间，我的桌子底下堆满了报纸。我发誓，一旦到了开始写发在《单读》上的这篇文章时，我就会去读它们。当我在8月底写这篇文章时，这一堆已经有75厘米高了。一张我都没读过。最终我对这整个历史性的时刻，得到了一种基于头条新闻的理解。
公寓之外的世界，澳大利亚第一例新冠群体性爆发，3月初出现于悉尼的一家养老院。当月晚些时候，我所在的新南威尔士州卫生当局宣布，他们正试图联系到在“红宝石公主”号邮轮上发现新冠病毒后，那名从悉尼下船的人。
尽管有社交距离法则，成千上万的人仍然涌向邦迪海滩。邦迪最终被认定是冠状病毒的热点地区，疫情在背包客中爆发。政府关闭了该地区的一些海滩。一名摄影师走访了勃朗特海滩，并给竖起的栅栏以及海滩上无视禁令的人们拍照。其中一名游泳者身穿黑色泳裤，戴着银色手表，跳过栅栏与摄影师对质。这篇网络新闻文章中的一张照片显示，这位愤怒的游泳者冲到镜头前。“这是我的海滩，”据报道他对摄影师这么说。后来，我意识到那个游泳者是我的一个熟人。我猜他是个自由意志主义者（libertarian）吧。
在我看来，政府在实施封锁方面太慢了。在我的推特上，人们一直在讨论社交距离和口罩，但在日常生活中，公众似乎还在继续正常生活。特别是一些年轻人和二战后出生在“婴儿潮”时期的一代人，他们似乎对此持否认态度。尽管他们处于易被感染的高危的年龄，很多“婴儿潮”一代就是不待在家里。
是否要戴口罩的问题持续了好几个月。在澳大利亚，生病期间没有戴口罩的习俗。政府鼓励澳大利亚人将医用口罩留给医护人员，只有在出现新冠症状时才佩戴。在社交媒体上，我注意到那些有创意的人很早就开始使用布口罩。当我在住处附近办事时，大多数人都不戴任何面部覆盖物。人们因我戴着口罩而不安，而我因他们没有戴口罩而不安。我去拜访一位年长的社区医生，问她是否可以给我注射流感疫苗。她也没有戴口罩。直到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悉尼戴口罩的现象虽然有所增多，但也并非普遍现象。不过，在墨尔本的第二波感染期间，戴口罩已成为强制性措施。
疫情期间，一段视频像病毒一样传播开来。一名女子在墨尔本的一家大型五金连锁店里，与戴口罩的员工发生争吵，并将其拍摄下来。工作人员要求她戴口罩，因为这是进店的条件。她拒绝了，说他们违反了人权宪章，并因她的女性身份而歧视她。另一名女子发布了自己焚烧口罩的视频。
反对封锁的抗议者
新南威尔士州从3月31日午夜开始实行为期六周半的封锁。要离开自己家有很多可以接受的理由，包括锻炼身体、购买生活用品、在基础服务机构工作以及照顾弱势群体。我预定了一盒新鲜水果、蔬菜、鸡蛋和面包，每两周给我送来一次。
在封锁的前一天，我在当地的药店注射流感疫苗。在处方柜台前，一位男士走向一位女士。他们似乎是朋友。“我不管他们说什么，”他说，“我要拥抱你！”他给了她一个熊抱，并亲吻了她的脸颊。这在我看来就像死亡之吻。
在整个封锁期间，我听到远处的钟声。悉尼各地的天主教教堂每天敲钟五次，呼吁人们团结起来祈祷疫情结束。每个祷告时段都是专门划给一个特定群体的。我想，我属于“下午3点”那一类：“由于新冠而失业、经济紧张、孤立或孤独”的人。
4月，当我得知美国爵士音乐家小埃利斯马萨利斯（EllisMarsalisJr.）死于新冠病毒并发症时，我哭了。我的歌剧首演被取消了。在悉尼的另一家养老院爆发了新冠疫情。最终，19名入住者死亡。我向政府申请收入资助。那些指导条款很难理解，我不确定我是否符合资助要求。我收到了付款，但不确定是否必须全部偿还。
其他人则没有得到类似的支持。在澳大利亚的国际学生和其他临时签证持有者，都不能获得政府的收入支持。许多人在疫情期间无法工作。在一些大城市，人们在食品银行和餐馆前排起长队领取免费食物。由于高度依赖国际学生，尤其是来自中国的学生的学费收入，大学正处于危机之中——这些人正因为旅行限制而无法进入本国。大学进行了裁员。首相建议那些不能养活自己的外国学生和工人们，“是时候回家了”。包括演员在内的创意艺术部门的很大一部分人，也没有得到有针对性的支持。成千上万的年轻人提前从他们的退休金中取钱。
那些封锁期间为我的大楼投递包裹的邮递员和邮政工人，都是南亚或东亚后裔。我们当地的邮局是由年长的东亚人经营的。在封锁之后，超市一度又开始接受公众的网上订单。我跟给我送餐的人交谈。他必须在10小时内完成24次悉尼市内的派送。他不知道人类是否有可能把它们都做完。在其他日子里，他是一名Uber司机。为了提高身体素质，他做了这份快递工作，但他表示这是一项非常困难的工作。
当我享受尽可能少的锻炼时，我的一个邻居却感觉自己被关起来了。她是那种喜欢跑马拉松的人。她年的宏伟计划受挫，本来她的计划是休假，前往圣地亚哥卡米诺朝圣之路进行徒步旅行。我给她发了一些在老鹰窝里拍摄的实时画面的链接，在里面还可以看到奔腾的河流。
4月的一个星期五，她送来了一盘玻璃纸包裹的巧克力蛋和一种叫做koulouria的传统饼干。她告诉我，这是为了希腊东正教的复活节做的。我们来回发着短信。她父亲去年去世了。今年教堂的会众无法聚集，但她仍为他点燃了蜡烛。
澳大利亚的Covid-19检测站
我96岁的祖母，我在这世上还活着的最后一位祖辈，在马来西亚因年老去世。
我们是一个大家庭，许多人都被困在海外，无法飞回去参加葬礼。在马来西亚，一次只能允许五个人同时出现在屋子里，瞻仰祖母的遗容。
那天下午，我们有机会在Zoom上和她告别。祖母躺在棺材里，一台iPhone对准她的脸，这样她就成为了Zoom会议的参与者。我们尴尬地、难为情地说着再见，然后退出了会议室。
我们在Zoom网站上，举办了超过一天半的葬礼相关活动。一名身穿棕色僧袍的僧侣摇响铃铛，引领着祷告者。
我站在电脑前，别人鞠躬时我也鞠躬，别人下跪时我也下跪。
棺材被放在一辆白色的面包车里。当货车沿着街道行驶时，我的亲戚们跟在后面。一个堂兄钻进一辆车，把他的手机放在仪表盘上，这样我们就能看着他开车去墓葬地点。天空很蓝。葬礼后，我的亲戚们传阅他们拍的云朵的照片。我们辨认出那是两只凤凰飞过天空。
疫情加速了我成为隐士的不可阻挡的进程。我喜欢旅行，但在我自己的城市里，我一般是一个隐居者。我是那种可以在家工作两周，然后才会出现在阳光下，重返现实生活的人。我有一次跟人约会，告诉他我有隐居倾向。“你可能有自闭症。”他说。
我经常搜索一些著名的文学隐士。我喜欢半隐居的小说家兼诗人菲利普拉金（PhilipLarkin）的故事：他家里只有一把椅子，来访者只能站着，所以就会被迫离开。我还远远算不上精于此道。我现在有六把椅子，正计划再买两把。
我的老板预测我们将失去所有工作，结果证明是错的。他让我工作的时间比平时还多。封闭期间，我穿着运动服坐在办公桌前，像个疯子一样工作。我接受所有有偿的文学类工作的邀约——这里那里的临时工作。我担心我的家人，想确定他们安然无恙。累积的压力让我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生一次病。我的体质一向很弱。当我还是个婴儿的时候，家庭医生告诉我妈妈，我一辈子都会病恹恹的。我想象这就像《狮子王》里辛巴被举起来向围观者展示的场景。我的故事版本则是，医生抓住我的腋窝，预测我体弱多病的一生。
在我的办公桌前，我不时地回想起自己20岁出头时的情景。在我攻读法学学位的交换生学期，我回到了新加坡，在一家夜总会里随着RB音乐起舞。我去柬埔寨，在吴哥窟等待日出。我在北京，跨年那晚不明智地混喝了清酒和长岛冰茶后，吐在了雪中。
虽然全球性的问题是存在的，但我日常生活中的问题变得越来越小。我买够卫生纸了吗？我应该给父母买什么样的口罩？空闲时间，我与朋友Skype或在电话上聊天。有一次，我和朋友们玩了一个线上的密室逃脱游戏，好像我们被困得还不够。我听播客是为了额外的谈话带来的刺激。我在晚上沉迷于流媒体上更多的电视节目和电影。我去听吉尔莫德尔托罗本德的音乐会。我看苏格兰侦探剧《设得兰》（Shetland）是因为它崎岖的山丘和利落的破案过程。我狼吞虎咽地看完了日本真人秀《双层公寓》（TerraceHouse）的最新一季。5月，我发现其中一名明星因网络霸凌而自杀。她才22岁。
我是一个糟糕的园丁，所以决定提高我的园艺技能。我给我的室内植物取名为乔治、泽尔达、弗里德里希和迈尔斯。我读到过，和植物说话会让它们长得更好，所以我会赞美它们的新叶。
官方解除封锁后，我几乎不出门，这意味着当我去看望某个身体不佳的家庭成员时，我可以基本确信自己没有感染新冠。每当我在家附近办事的时候，有些人仍然不保持社交距离，大多数人仍然不戴口罩。我只见了一个朋友，为了工作。他是一名演员。我去参加录音会，看他读我文章的音频片段。我们见面是为了听其中一场的直播。我们开到空旷的田野里，把车并排停在一起，摇下车窗，听各自的收音机。雨在淅淅沥沥地下着。
很长一段时间，我开始每天晚上都做不愉快的梦。所有我认识的人，都被我以某个角色带入梦里。有几次，我醒来时双臂张开，手心向上。在梦里，我触摸了太多东西的表面，这提醒我必须立即洗手。我开始记录这些梦。唯一出现的趋势是它们非常无聊。
一个朋友寄给我她的梦中日记。我出现在她的一个梦中，但不出所料，我的出现让整件事变得像打鼾一样让人昏昏欲睡。她和我正乘飞机从维多利亚飞往西澳大利亚，但她担心我们在做错事，因为维多利亚是新冠高发地区。我们准备回到机场坐回程飞机，但是当天已经太晚了。我们查了一下机场酒店，但我指出，一晚的房价是4.3万美元或4.6万美元，这几乎是澳大利亚税前年收入总额的中位数。
在整个疫情期间，我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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