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走进单簧管演奏家、教育家陶纯孝的家，让笔者颇感意外——没想到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和系主任、曾经的国家部委司局级领导干部，家里竟是如此简朴而局促。即将迎来85岁生日的陶纯孝，腰板还是那么笔直，思路依然清晰，身上穿一件红色印花衬衣，越发显得知性、干练，有气场。
年，陶纯孝生于山城重庆，身为民族企业家的父母养育了她和7个弟妹。年“九二”火灾后，因家族生意受到影响，全家不得不辗转农村生活。而陶纯孝后来能够走上音乐道路，则主要缘于她中学时代的一个“军人梦”。
出国学习，就是要拼
陶纯孝身上有着重庆人负重自强、豪爽耿直、吃苦耐劳等特点。年，军区文工团(后更名为川东行署文工团)到学校招生，她积极报名。考试时，招考老师指着一把低音号问她，“学这个你能行吗？”她说“行”。老师们都笑了，又从旁边拿出一支单簧管让她试吹。“现在回想起来，当年老师们看到瘦瘦小小的我，为了当兵肯学习低音号，可能觉得不可思议。但这就是我的性格，迎难而上不怕苦。”陶纯孝回忆道。拼搏是刻在她骨子里的基因，重庆冬寒夏热，陶纯孝每天坚持早起，爬到山上去练功，两年里风雨无阻从未间断。年部队接到上级指示，按不同专业选出精干人员组成小组，参加第三届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赴朝鲜慰问演出。年仅16岁的陶纯孝因专业突出被选中，成为第六分团的光荣一员。
朝鲜战场上历时半年的演出经历，重新塑造了陶纯孝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艺术观，激励她在管乐之路上更加努力前行。慰问演出结束回国后，文工团整体转业到四川省歌舞团。年，为提升自我业务水平，她考入西南音乐专科学校(现四川音乐学院)，师从中国西洋管乐泰斗、中国单簧管第一人穆志清。两年后，好运之神再次降临，她通过选拔获得赴东欧留学的机会。“那次考试的主考官是中央音乐学院管弦系教授夏之秋，他丝毫没有管乐‘重男轻女’的偏见，反而认为我的音色更甚一筹，使我在众多男乐手中脱颖而出，成为新中国成立后首位出国留学的女管乐学生。”如今回忆起那段难忘经历，陶纯孝依然为自己在艺术之路上能够遇到这样一位伯乐而深感庆幸、满怀感恩。
20世纪50年代，陶纯孝留学捷克布拉格音乐学院时与同学合影（第二排左一为陶纯孝）
年，陶纯孝远赴捷克布拉格音乐学院，跟随捷克功勋艺术家弗拉米基尔·希哈教授学习。初来乍到，不仅语言不通，专业水平也仅仅达到该院附中四年级的水平。“祖国让我们留学，是为了培养我们成为文化艺术事业的接班人，所以出来就是拼！”第一年在抓紧学习语言的同时，还要对专业进行强化练习。陶纯孝每天早上5点起床背单词、学捷克语，下午上完主科赶紧去地下室练琴，直至琴房熄灯关门。就这样昼夜不分地刻苦学习一年后，才正式开启四年大学生活。进入大学，陶纯孝更是如饥似渴地学习，不仅专业水平迅速提升，捷克语也有了明显进步。“听课基本没问题，课下再向同学借笔记重新学一遍，我坚信只要努力没有学不会的。”时隔六十余年，陶纯孝再次说起那段拼搏岁月，眼中仍有激情。
年，陶纯孝作为一名大二学生，参加了“第七届世界青年联欢节”，并最终获得管乐组三等奖。这是中国单簧管演奏家第一次在国际比赛上获奖，陶纯孝通过打拼，为新中国的管乐艺术实现历史性突破。
学成归国入职央音
20世纪80年代，赵沨（右2）、夏之秋（右1）在一场乐器展览会上观看陶纯孝演奏
“才能、勤奋、机遇是成长必不可少的三要素。”陶纯孝表示，“能够从事音乐教育工作，并且做出了一些成绩，最先要感谢的就是赵沨院长。”由于经济条件有限，陶纯孝出国时带的是一支胶管乐器(现在只有业余小学生使用)，因严重影响演奏和学习，捷克的老师让她换乐器。她为此联系了文化部(现文化和旅游部)。恰巧年，刚刚由文化部调入中央音乐学院担任领导职务的赵沨赴欧洲访问，途径布拉格，文化部便委托他为陶纯孝在法国订购乐器带到捷克。在捷克，陶纯孝给赵沨当翻译，两人正式相识。这也为后来赵院长“截留”她到央音任教埋下伏笔。
年，陶纯孝学成回国，赵院长正式将其从四川调入北京。“当时和我一同被赵院长从其他音乐院校和文艺院团‘截留’到中央音乐学院任教的归国留学生，还有沈阳的王振山(小提琴)、柏林(小号)，上海的宗柏(大提琴)等一批老师，这体现了赵院长对人才的重视与珍爱。当年我们几位‘海归’青年教师共同在学校小礼堂举办了一场汇报音乐会，因公务未能出席的赵院长，特意在音乐会后给我写来一封祝贺信。信短情长，让我备受鼓舞。后来，他又利用出国访问的机会，主动帮我带回了宝贵的单簧管教学资料，以及一盒单簧管哨片和修哨片的剪子。身兼数职的赵院长，在繁忙工作之余还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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